從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再工業化”，到特朗普政府的《先進制造業美國領導力戰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一直在推動制造業“回流”。從此次美國重振制造業的各項舉措來看，其決心很大，許多舉措都是以法律形式出臺，比如在投資審查和技術管制等方面。

制造業尤其是先進制造業競爭加劇的局面，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將對其他國家構成巨大挑戰。

為“回流”，手段“不拘一格”

伴隨著服務業的崛起，近些年美國制造業占經濟比重呈持續下滑態勢，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再工業化”計劃并未遏住其頹勢。數據顯示，美國制造業占經濟整體比重已經從上世紀50年代的近30%，下滑至2017年的約11%。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令美國認識到制造業流失、過度依賴金融等服務業導致經濟越來越脆弱。雖然之后奧巴馬政府多次呼吁“再工業化”，美國國會也于2014年通過了美國制造業競爭力法案，但受經濟全球化、逐步演變的全球產業鏈格局限制以及美國勞動力成本過高等因素制約，美國制造業“回流”計劃效果并不明顯。

盡管如此,美國在航空航天、軍工、計算機、半導體、醫療設備等先進制造領域，仍固守著最后的榮光。在“中國制造2025”規劃出臺后，美國政府高層精英對制造業“回流”的重視，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從通用汽車，到豐田汽車，再到哈雷摩托，對這些想把制造業外遷或建廠廠址不選擇美國的企業，特朗普不斷揮舞“推特”大棒恐嚇;從富士康到軟銀集團，再到中國阿里巴巴，對這些想在美國投資的企業，特朗普都給予親自接見的“胡蘿卜”。

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總統，特朗普這些“不拘小節”的親力親為產生了積極效果，影響了一些企業巨頭的決策。

鑒于單個企業覆蓋面太小，特朗普政府又從威脅征邊境稅，向發動“雙反”“201”“232”“301”等各種貿易保護舉措的實干轉變，到最后升級到大規模地對進口鋼鐵及鋁制品征稅、對價值數千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征稅。

背后的真實意圖，實際上已經常被特朗普掛在嘴邊或“推特”上：想要避免被征稅，那就來美國生產!

2018年10月出臺的《先進制造業美國領導力戰略》(下簡稱“美國戰略”)也未掩飾其關稅意圖:為保護美國制造業競爭力,“需要采取強有力的行動來打擊不公平的全球貿易做法、破壞美國創新的實例。”

對中國，除了大規模征稅，特朗普政府又進行了技術封鎖的“格外關照”。美國羅格斯大學法學院教授李繼說，今后中企通過資本并購推動產業技術升級的路子將越來越難走，未來中國將不得不更多依靠自主創新來推動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

從這個角度講，中美貿易摩擦背后的實質是先進制造業的競爭。

體現超前性的“美國戰略”

如果說發動貿易戰是特朗普政府不按常理出牌甚至破壞規則，那么“美國戰略”則體現了競爭先進制造業的超前性。

“美國戰略”設立了三大目標、四年行動計劃以及五大著力點。其中,三大目標是：開發和轉化新的制造技術;教育、培訓和集聚制造業勞動力;擴展國內制造供應鏈的能力。從記者2018年11月對威斯康星州富士康工廠的調研看,“美國戰略”目標直指美國制造業要害問題。

威斯康星各級地方政府、高校、企業應對勞動力、產業鏈及產學研等挑戰的一些做法，已經體現了與“美國戰略”較高程度的協調一致，甚至超前性。

富士康在威斯康星投資，利用美國強大的科研能力提高其創新能力的意圖十分明顯。在工廠預期2020年投產之前，富士康便已在威斯康星不同地區成立了3個創新中心，并與全美綜合排名前30且工程學院更加突出的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等高校，展開了全方位合作。

為更好解決富士康當地工廠面臨的用工難問題，當地政府想了很多辦法：為富士康提供補貼，啟動對復原老兵的定向培訓項目;與拉辛郡經濟發展公司及當地社區大學合作，加強定向委培工作，參加富士康定向委培的社區大學學生，只要符合富士康用工條件，畢業時間可從之前的4年縮短為3年。

在緩解富士康產業鏈配備不完善方面，威斯康星州州長沃克2011年設立的威斯康星州經濟發展公司(WEDC)——一家專門促進招商引資的公私合營機構，派出其商業和投資吸引總監杰拉·特拉斯克對富士康進行“保姆式”產業對接。

美國制造業的優勢被低估

德勤《2016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指數》按人才、創新政策和基礎設施、成本競爭力、能源政策、物質基礎設施、法律監管環境等十二大類關鍵競爭力驅動因素的綜合評估中，中國在成本競爭力方面排名領先全球其他主要制造國，其他大多數指標處于中值區間。

因成本對利潤的決定性作用，德勤將中國制造業整體競爭力排在第一，但高端性、不可替代性、不可轉移性仍有欠缺。

具體而言，在科研成果轉化方面，美國在基礎科學方面的研究能力十分強大，其制約因素主要是成果轉化。中國被認可的是大量風投資金推動下的成果轉化效率，也就是基于龐大市場規模的技術應用層面，而在基礎科研能力方面仍明顯弱于美國。一旦遭遇技術封鎖，中國部分領域科技成果轉化效率的比較優勢恐難持久。

勞動力方面，中短期內中國仍有明顯比較優勢，但這一優勢正在縮小。一方面，機器人、人工智能等大量應用令人工成本占比不斷降低，另一方面，中國的人工成本也不斷提高。

美國雖然人工成本高，但能源、土地、運輸等成本均低于中國，且稅收制度透明，法律法規環境完善，這些優勢往往容易被忽視。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接受采訪時曾表示，雖然美國的藍領工人工資是國內的8倍、白領工人工資是國內的3倍，但經過能源、原材料、運輸、稅收優惠方面的綜合折算，成本其實已相差不大。

產業鏈方面，作為“世界工廠”，在很多制造業領域中國產業鏈都較為健全，配套生產能力與效率都很高，中短期內也具有較明顯優勢。但中國很多制造業尚未升級到完全不可替代程度，在這方面，美國一些傳統制造業產業鏈仍具優勢，比如與汽車相關的上下游產業鏈。

近幾年，美國制造業整體景氣度較高是不爭事實。在制造業“回流”的口號下，美國制造業某種程度上被低估。雖然制造業占美國經濟比重近些年一直下滑，但因美國經濟總量保持穩步上漲態勢，美國制造業總量其實也處于上漲態勢，目前其制造業總產出量僅落后于中國，且在高精尖領域優勢明顯。

美國中西部的密歇根、伊利諾伊、俄亥俄、印第安納、威斯康星等傳統制造業基地，總體上依然有較好的勞動力和產業鏈基礎，具備制造業復興的可能。事實上，一些州的制造業表現堪稱強勁。

記者調研的威斯康星州，制造業占經濟比重高達20%，是江森自控、科勒水龍頭、史密斯熱水器等眾多知名制造業企業的總部所在地。威斯康星制造業和商業聯盟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庫爾特·鮑爾說，該州經濟正處于近30年來最強勁的時刻，目前有80%的會員企業已反映不同程度存在用工緊張問題。

商業軟環境：集聚中長期優勢的關鍵

未來中美制造業競爭格局存在發生逆轉的風險。中國能否盡快提升完善目前明顯弱于美國的商業軟環境，就成為能否集聚中長期優勢的關鍵。

法律法規不夠健全、市場監管執法力度偏弱、企業稅負偏重且透明度有所欠缺、房價畸高影響實體經濟、社會收入兩極分化等一些困擾轉型經濟體的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構成制約。如不能盡快消除這些軟環境方面的隱患，會制約、侵蝕中國制造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美國中國總商會副會長、寶鋼美洲有限公司副董事長葉萌說，健全的法律法規體系是美國商業環境得到高度認可的最主要因素。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復雜的法律體系，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市場不確定性。

在創新領域，美國長期以來一直處于全球領先水平，其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已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

美富律師事務所紐約辦公室合伙人劉江說，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傳承里，“人情社會”一直是一個重要特征，它確實曾在特定環境下發揮過積極作用，但這與更強調效率與公平的現代商業環境已有些格格不入。中國商業環境的提升和完善乃至各項改革的深化，都離不開法律法規的保駕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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